特朗普政府送上的这份新春“大礼”,我们拒收

  作者:CF40

  在中国人民热热闹闹过大年的喜庆日子里,特朗普政府公布了“232调查”结果。

  “232调查”是美国于去年4月发起的对钢铁和铝的进口调查,该调查动用了《1962年贸易法》第232条款,这一条款赋权商务部调查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根据华尔街见闻报道,美国商务部华盛顿时间2月16日发布了对钢铁和铝的进口调查报告,认为两种金属产品的进口危害到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长Ross在发布会上建议对钢铁进口征收24%的关税,并对铝进口征收7.7%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分别在4月11日和4月19日前对钢铁和铝的相关建议作出决定。

  ▲今天上午,中国商务部回应美国“232”调查时表示,美方调查结论毫无依据,如果美方最终的决定影响中国利益,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利。

  图片来源:商务部网站

  除了关税,Ross还提出了以下选项供特朗普参考——

  1 对来自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埃及、印度、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的进口钢材征收至少53%的关税。将其它国家的钢铁进口配额设置为其2017年对美出口钢铁规模的100%。

  2 对所有国家设定钢铁进口配额——配额为该国2017年对美出口钢铁规模的63%。

  3 对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地区)、俄罗斯、委内瑞拉和越南的铝进口设置23.6%的关税

  4 对各国设置铝出口配额。配额为该国2017年向美出口铝规模的86.7%。

  钢铁产业:中美贸易争端重灾区

  虽然“232调查”是一项以产品为导向的调查,但中国无疑是该调查的重点打击对象。在铝进口方面,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铝进口来源国。而在钢铁领域,尽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产品非常少(受美国反倾销和反贴补税的限制,只有1%的钢出口到了美国),但中国的粗钢产能在过去十年几乎增长了2.5倍,中国在全球钢产能中的份额也从2006年的34.5%增长到了2016年的49%,中国至其他国家的钢产品出口给世界钢产品价格带来了下行压力,这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钢铁行业并导致了他们的担忧。

  ▲2016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钢铁出口占比

  图片来源:Jeffrey Schott

  “美国现任商务部部长和贸易谈判代表曾在过去几十年中竭力提倡对中国的钢行业实行限制性贸易措施。他们非常了解这一行业,因此也会不断地给中国钢铁行业的出口施加压力,尤其是232调查结果将近。”在今年1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于华盛顿共同举办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PIIE高级研究员Jeffrey Schott说。

  实际上,在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不少经济学家都对中美经贸关系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处于交叉路口。在中国加入WTO后长达10年的中美蜜月期里,美国的资本与中国的劳动力有效结合,推动了两国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中国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的成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上升,外企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中国与美国的优势互补关系正在减弱。尤其是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也不断缩窄。

  与此同时,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方式将发生改变。此前中美间的贸易纠纷主要通过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但是多边贸易体系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复杂漫长,无法从根本上减少两国间的贸易冲突。

  在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一些专家判断,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传统的对话方式并不奏效,决定采用更非常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美国企业在中国争取更多的商业机会。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业界都很清楚,采取激进的方式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的裂痕和冲突,但这种代价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会在近期升级。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很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11月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需要争取民间支持。现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都是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专家,因此钢铁产业必然还是贸易争端的重灾区。在具体措施方面,除了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下一步美国很可能启用一些非常规的措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限制。其中包括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采用301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采用232条款,以全球保障措施为由实行201条款。在行业方面,更多会针对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等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而国家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会是关键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上述有关美国非常规措施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国际金融合作面临好时机

  “中美需要共同努力去寻找新的合作之路。”参加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经济学家们呼吁。目前来看,新的合作或许能从金融领域打开局面。

  上述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正是各国进行金融合作的良好时机。第一,全球经济正在全面复苏。因此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一问题也并未像前几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时那样凸显。第二,中国不再进行单方面的操纵汇率行为,因为中国从盯住美元转变为关闭部分资本账户,以解决2015年以来的过早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问题。第三,特朗普政府并未像对国际贸易一样,对国际金融合作进行大量干预。新一届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是在国际金融合作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士。另外,从汇率角度来看,目前并未出现过去的那种严重的汇率失调。

  因此,各国应把握时机,努力实现通力合作:共同将通货膨胀目标提高至4%,实行宏观审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发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宏观审慎政策。其一,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正在业内引起热议。有观点指出,如果美联储真的要提高通胀目标,最好能够将其提高到4%,这能够保证通胀目标和零利率下限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过去不敢让通胀目标发生偏离的方式存在错误。其二,对于金融泡沫等问题,宏观审慎政策相比利率政策会更加有效,但是需要持续努力。货币政策解决不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问题,市场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影子利率, 它们无法相互替代,仅考虑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应着力发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宏观审慎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设置规则。

  中国金融业仍需进一步扩大开放

  上述与会专家认为,金融业应该是一个竞争性而非被垄断的行业,进一步开放将有助于金融创新、行业竞争、应对多元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帮助中国进一步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引入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对中国金融业有益。

  随着最近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国投资者的乐观度有所提升。例如,主要的固定收益投资者预测简化市场准入和需求的增长将会导致未来12个月内的资本成交量增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降低了对冲成本,这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此外,沪港通和CIBM直接计划可能会比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这两种准入资格更多地使用,后两者目前处于约50%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将深圳交易所纳入沪港通也为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科技股提供了更多通道。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仍然有限。外资对国内股票市场的所有权仅为5%,对政府债券市场的所有权只有2.4%。资本市场的开放仍然通过专门的“渠道”,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沪港通等。利用这些渠道十分麻烦,例如,要通过QFII进行投资,投资者需要从监管机构获得许可证,从外管局获得配额。外国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所占比例不到1%。资本管制风险和监管不透明仍然是外国国际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对中国而言,托宾税等软性措施相较于配额和限制等措施对资本流动管理要更合理有效。相较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资本流动限制方面还是倾向于采取配额等的监管措施。资本流动管理的本意在于有效地对其管控。如果中国从目前的限额及数量管控等措施过渡到不对资本流动数额设限,但采取一些例如征税的软性措施,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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