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llenxda

　　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如今，中国在互联网产业上和美国一同处于世界范围内的绝对领先地位。

　　从大型公司角度分析，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达到了5700亿美元和4800亿美元，与全球所有信息科技企业相比已不相上下，仅有9090亿美元的Apple、8150亿美元的Google、7090亿美元的微软、6566亿美元的Amazon超过了腾讯，腾讯已超越5502亿美元的Facebook。而处于第二梯队的百度、京东、网易市值也分别达到了894亿美元、643亿美元和439亿美元。

　　从中型公司角度分析，在TechCrunch实时统计的独角兽公司排名中，市值前11名的独角兽公司中有6名来自中国，分别是价值75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520亿美元的滴滴，450亿美元的小米，300亿美元的美团点评，200亿美元的今日头条，185亿美元的陆金所。

　　在互联网科技的多个子领域，例如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产业可能经历的另一种“空心化”（即过于偏向消费级互联网或应用性技术，而在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和底层技术领域空心化）则可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危险。

　　公共部门对信息科技产业的适当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2015年提出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这项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扭转中国信息产业在底层技术上的存量性短板与方向性危机。正如之前所述，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科技在早期也是从军用技术演变而来，而它们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民用化也离不开军方与政府资金的推动，这正为今天的中国树立了一个可借鉴的榜样。

　　虽然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通信等尖端信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央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资源并造就了中国今日的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如果论及中国的信息科技与互联网行业的主流发展路径，成功的企业仍大多遵循 “民营企业家创业、美元基金投资、最终海外上市” 的模式，除了一些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以外，互联网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没有得到来自体制内部的强力资源与技术扶持。

　　当然，必须承认，正是这种由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以具有今天国际领先的产品、技术和运营能力；但是，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也正是这样的市场机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避开了没有中短期经济价值的底层技术和企业级和工业级技术领域。而军民融合战略的目的则正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民用科技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而如果这个过程能够被正确引导，就不仅可以为军用领域的技术发展提供市场化机制的刺激与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支持，而更可以为民用产业中的科技领域（尤其是存在方向性危机的信息和网络科技）提供军用技术的补充与支持。

　　军民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民用化。虽然北斗系统相比于美国的GPS在技术上仍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在中短期的未来中仍将处于劣势，但军方和政府主导的技术研发及持续提供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保证了中国在这个具有极高门槛且私营企业完全无力进入的关键领域得以逐步积累技术，甚至形成本土产业链。

　　虽然北斗的民用化发展（包括阿里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2015年的合资），目前仍主要围绕于提高军方掌控的北斗系统在民用领域的技术应用率与市场占有率，即仍处于争取社会资本资源支持军方技术发展的阶段，但是当北斗在技术和应用上逐渐成熟甚至塑造出整套产业链与生态系统后，必将对卫星导航、通信技术、芯片与集成电路、互联网服务等产业的综合发展提供有力的助推。

　　如果中国互联网产业在未来5年到10年可以从体制内获得类似于美国军方或政府在20世纪末所推动的民用化技术转移，将至少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在信息科技底层技术领域的部分突破。

　　当然，威胁将始终存在，因为我们在引导公共部门的介入时，也同时必须忍受公共部门的天生弱点。我们必须承认，市场会失效，政府也同样会失效。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公共部门在激励和效率上的劣势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行为造成扭曲，并可能造成社会总福祉的损失，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部门介入产业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学界和产业从业者必须要对其权力范围与政策路径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督。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而这并不意味着身处于其中的我们在面对明显的危机、困局时不去试图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只是寄希望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慢慢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就连20世纪自由市场最伟大的守护者弗里德曼也会犯错，在香港政府1998年用直接介入股市的方式击退索罗斯时，弗里德曼愤怒地说“香港搞错了”，在他看来，政府直接介入股市只会意味着对自由精神的背弃和香港的公有化，而泰国或马来西亚的政府虽然没有“搞错”，却只能容忍金融市场的崩溃和之后多年令人惋惜的经济下滑。

　　事实上，任何市场都是由无数积极而智慧的个人组成的，而当同样的一群人去为解决市场失效而试图制定公共或集体策略时，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市场呢？如果市场失效所带来的危机和萧条我们可以忍受，那么政府失效也似乎不一定是世界的终结。

　　总结而言，在信息科技前沿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很容易通过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方式带来我们不愿看到的结局，偶然与概率造就的起点落后可能造成整条产业链的系统性落后，这是市场的失效；而寄希望于通过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及军民融合的技术合作来实现对市场失效的弥补，则需公共部门的高度“有为”。西方的公共部门在“二战”的残酷压力下成功实现了对信息科技的推动，而中国在接下来十年，也亟待类似破局。

　　（注：本文转自The World in 2018 杂志，《财经》翻译）